“愤青”成为韩日新政府棘手问题
韩国媒体 《朝鲜日报》 1月4日 时论，“韩日新政府该如何面对‘愤青’” 韩日两国上月几乎同时举行了选举。选举中曾引起关注的是两国都出现了“第三势力”。韩国以年轻人为核心掀起了“安哲秀热潮”。安哲秀虽然主动退出大选，但仍对大选投票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有两股势力备受关注。一个是大阪市长桥下彻和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领导的“日本维新会”。另一个是成立于选举之前且反对核电的“日本未来党”。两国都出现“第三势力”的根本原因是国民不再信任旧政治。尤其是年轻人，世界化发展导致经济差距扩大对他们产生了直接影响，所以他们更是不信任政治。从韩日两国当时的情况看，得到“愤怒青年”支持的“第三势力”似乎会在选举中进一步壮大势力。 但选举结束后，两国年轻人似乎产生了严重的失落感。一度在民意调查中领先的安哲秀的支持率在选举过程中止步不前，然后又在大选即将举行之际支持文在寅。因此，韩国年轻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文在寅身上。但是，规模更大的中、壮年保守群体使他们的希望落空。就日本众议院选举而言，自民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已在意料之中，所以年轻群体很早就对选举失去了期待。他们中有很多人连投票站都没有去。因此，一度有望超越民主党并与自民党一决高下的日本维新会最终只是第三大党。因代表石原慎太郎和代理代表桥下彻之间的意见分歧明朗化，日本维新会的未来变得扑朔迷离。日本未来党选举前占据61个议席，选举后只剩9个，面临崩溃局面。 打着新政治旗号登场的韩日第三势力为何没能在选举中大胜？从某种意义上说，理由很简单。两国出现对政治不信任的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当时韩国面临亚洲金融危机，日本经济也陷入长期萧条局面，所以被迫放弃了原来的国家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两国最终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韩国采取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荐的改革措施，2001年上台的日本小泉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小泉政权全面推进了放宽限制等新自由主义竞争政策，导致产生大批临时工，从而受到指责。结果，两国社会从相对平等的社会变成了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解决这个问题并非易事。在全球化趋势下，如果采取措施限制劳动灵活性，就会导致市场竞争力下降。要想保持经济增长，就必须持续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样一来，阶层差距便会进一步拉大，年轻群体的不满情绪也会加重。 关键在于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如果注重经济增长，差距就会扩大，国民不满情绪也随之加重。如果增长率趋缓，虽然差距缩小，但国民的生活水平会恶化，这同样也会使国民产生不满情绪。由此看来，韩日两国国民对政治的不信任可以说是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情况下无法解决的不满情绪。 两国“第三势力”也没能给出答案。第三势力最初作为现有体制的挑战者亮相，在社会问题上强烈声讨了已有政党。指出问题很容易，用华丽的辞藻点缀宏伟蓝图也非难事。因此他们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并成为舆论的关注焦点。但仅凭这一点是无法获得国民持续支持的。韩日两国国民看穿他们华丽辞藻的背后并没有明确的政策，所以不再支持他们。 韩日新政府直面广大的反对势力。文在寅在大选中获得的支持率是48%，这是大选败者得到的最高支持率。日本众议院选举的比例代表选举中，自民党的支持率仅为27%。自民党获胜并不是因为他们获得大量选票，而是因为政党混乱导致选票分散。两国新政府在国会中的力量也不占优势。韩国新国家党虽然获得一半以上议席，但只比半数多了4个议席。而在日本众议院确保“安定多数”议席的自民党在参议院的议席并未达到一半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两国新政府应该考虑如何面对失望的“愤怒青年”。希望两国政府在选举结束后不再说空话，而是通过实实在在的政策正面突破这个问题。
Luciana: 
